守正为心 嫉恶不惧

古语云：“心者，万事之原也。”此言虽简，却道破人间至理。心若正，则行事如皓月当空，磊落光明；心若邪，则行止似暗流涌动，污浊难辨。中华文明五千年，廉政之风始终是维系社稷的命脉，而“守正为心、嫉恶不惧”更是历代仁人志士镌刻于骨血的信念。

以公心照世，以正念立身。北宋名臣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其言正是对“至公无私”的生动诠释。他主政杭州时，恰逢灾年，市井米价飞涨。范仲淹非但未趁机敛财，反而以官仓之米平抑粮价，更发动富户施粥赈灾，终使百姓免于饥馑。此举看似“逆市而行”，实则是以公心破私欲的典范。《朱子语类》有言：“心地纯正，凡事出于公心，为人就会正派。”范仲淹的清廉，正是源于他心中那盏不灭的明灯——以天下为己任，而非以权谋私。历史长河中，公心与私欲的较量从未停歇。明代清官海瑞，一生布衣蔬食，临终时家无余财，仅余俸银八两、旧衣数件。他任淳安知县时，面对权倾朝野的严嵩党羽胡宗宪之子横行乡里，毅然绳之以法，写下“宁可玉碎，不可瓦全”铮铮誓言。反观晚清巨贪和珅，私欲如壑，敛财逾八亿两白银，最终身败名裂。二者对比，恰如明镜高悬，照出高下：心若逐私，纵有滔天权势，终成冢中枯骨；心若守正，虽处卑微小吏，亦能青史流芳。

以铁肩担道义，以赤胆护纲常。唐代名相魏徵曾谏言太宗：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”此言不仅是对治国之道的总结，更是对“明辨是非”的深刻认知。魏徵一生谏诤二百余事，即便触怒龙颜亦不退缩，终成就“贞观之治”的清明气象。这种“嫉恶不惧”的精神，在当代亦有回响。2013年，中央巡视组进驻某省，面对地方势力的重重阻挠，巡视组成员以“宁可得罪千百人，绝不辜负十三亿”的胆魄，抽丝剥茧，最终揭开塌方式腐败的盖子。正如《盐铁论》所言：“疾贪如仇雠，见恶若农夫之务去草焉。” 然而，现实中仍有少数人将“明哲保身”奉为圭臬。某地官员李某，明知上级领导插手工程招标，却选择缄默不言，终致国家损失数亿元。此事被查处后，李某忏悔道：“总以为独善其身便是廉洁，却不知纵容恶行亦是同谋。”这警示世人：真正的清廉，不仅在于自身不贪，更在于敢于向腐败亮剑。北宋包拯掷砚于江，以断他人送礼之念；今日纪检干部“打虎拍蝇”，以肃清政治生态。跨越千年，嫉恶如仇的勇气始终是廉政文化的精髓。

以慎独养清气，以规矩成方圆。王阳明曾说：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”此言道尽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治心。东汉杨震“暮夜却金”，面对下属“暮夜无知者”的诱惑，以“天知地知你知我知”的慎独精神拒之；清代张伯行任福建巡抚时，发布《禁止馈送檄》，直言“一丝一粒，我之名节；一厘一毫，民之脂膏”，将细微处的廉洁视为生命。这些典故揭示：守正不在雷霆万钧之际，而在春风化雨之间。当代反腐实践也印证此理。某市交通局长王某，初任时谨小慎微，后在开发商“围猎”下逐渐放松心防，从收受土特产到笑纳百万贿赂，最终身陷囹圄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扶贫干部黄文秀，在驻村期间，坚持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家每户的需求，却从未为自己谋取半分私利。两相对照，正应了《官箴》中的警句：“吏不畏吾严，而畏吾廉；民不服吾能，而服吾公。”

“守正为心，嫉恶不惧”八字，既是穿越时空的精神火炬，更是照鉴现实的明镜。从范仲淹的“忧乐天下”到焦裕禄的“鞠躬尽瘁”，从包拯的“铁面无私”到任长霞的“剑胆琴心”，历史反复证明：唯有以公心为舵、以正念为帆，方能在时代洪流中行稳致远。中国共产党正以“得罪千百人、不负十四亿”的魄力刮骨疗毒，每一位党员干部要时刻谨记“心正则行端，行端则法立，法立则国兴”。守正为心，嫉恶不惧，方能书写无愧于天地的清廉篇章。（确山县纪委监委 朱国喜）